甚至厌恶媒体报道坑班的丑闻

  选拔成为顶尖学校与家长们的共同需求,“坑班”只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形式之一。

  是学校。顶尖中学深知,名师只是巧妇,生源才是稻米。靠坑班选拔,是他们保持领先的杀手锏。

  是国家各部门之间的博弈。拥有坑班的各重点中学,背后站着许多部局级单位。各级教委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  最根本的是小升初那尴尬又必须的选拔属性。“九年义务教育”取消了小升初选拔的合理性,然而只要中考、高考还有选拔性在,各学校就会将对优秀生源的军备竞赛上溯到小升初,甚至是幼升小。

  《博雅浮生绘》(公众号 ID:edumovies)察觉到,中国小升初正在经历一个左右为难的棋局。左手是70年代兴起的“重点中学”政策,右手则是80年代推行的《义务教育法》和配套的“就近入学”政策。

  前者是为了效率,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倾斜。后者的前提却是教育资源的均衡,趋向于公平。

  并不会。我们看到,即便国家的政策剧烈收紧,名校们还是各自找回了斡旋的余地。

  五一假期前后,各种新形式的推优选拔方案已经全面出炉,三到六年级的家长们务必关注。

  这让大家拍手称快的宣言,从事实上看,却只起到了绝望的反作用。“坑班”的激烈程度再创高峰:该年度仅海淀七大名校就有100多个“坑班”,总招生人数超过5000人。

  更令人语塞的是,这个池子里最终只有500人上岸,90%的孩子只能绝望地在河里蹬腿——他们的成绩单,招生官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

  可怜父母带着他们,寒来暑往三四年,以及交通、饮食、配套辅导班等等花去的十几万辛苦钱。

  可惜,学校从不会同情弱者,它只会筛到自己能要到的最好生源,接着毫不留情地紧闭大门。

  两年后,“禁坑令”重演。这次,各坑班给了有关部门点面子,删掉了招生材料上“点招”、“坑班”等明晃晃的字眼,上课照旧。

  在论坛上,有家长戏言:“哪一年的小升初禁令最严?下一年。”还有家长将某位同行的话奉为圭臬:“禁坑班?谁信谁有病!”

  烟花三月,自主招生新政传来,人数减半,降分从降到一本线分,让无数押宝自招的家长欲哭无泪,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这群教育投机之人。

  前两年,过去被认为牢不可破的小升初共建生、特长生计划,也已彻底从政策里消失。

  从许多推优政策的变动上,我们能看到国家对于“选拔式招生”的打压力度,已经从行动(而非文件)上进入深水区。

  背后的原因是,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日益浮上水面,教育作为中国阶层跃升传统中的底牌,其公平性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。

  面对复杂的情形,派爷我也不想粗暴地给各位家长一个结论。接下来,我将给大家讲讲团队花了超过100个小时阅读文献、与业内大咖深度讨论后才写完的,坑班简史。

  1986年,中国发生了两件大喜事:崔健首次演唱了《一无所有》,国家颁布了《九年义务教育法》。

  前者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食粮,后者则让无数小学生手舞足蹈——初中教育都是“义务性”了,怎么还能搞统一考试选拔呢?

  然而,孩子们的快乐,却等于校方的苦脸。不考试,怎么选拔尖子生?为了让好学生“暗度陈仓”,小升初选拔便披上了一层隐形的马甲——“坑班”。

  “坑班”的运作逻辑是,将“违法”的小升初毕业考,转化成加入坑班后的若干次大考,通过监控小学生长达几年的学习数据,在毕业前就将尖子生招入麾下。

  在国家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大势下,“坑班”早期尽管也被官方批评,却一直保持运作,甚至传出过不少佳线年,时任人大附中副校长的刘彭芝创办仁华学校(当时叫华罗庚数学学校),亲力亲为、悉心培养,在1994年培养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冠军——姚建刚。

  依靠着“网红”姚冠军,人大附从“偏僻的市重点”鲤鱼跳龙门,一下变为“热门的市重点”。家长们争着抢着要把孩子送进仁华,也自这一年始。

  刘彭芝和姚建刚“携手上热搜”的故事,让其他学校看着都眼红。这直接导致各中学纷纷开起自己的坑班。

  最令人震惊的,莫过于西城区教委在1997年直接下海,办起“西城区老教协”。凭借实验中学、八中等传统名校的点招路径,它迅速成为小升初的另一著名金坑。

  艰难的是,即便是“金坑”,最终的录取率也非常低。当时,北京市重点初中的录取率不足1%。可是,越是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,就越是让每个名额都无比珍贵。

  只要这个坑班有10个确定的录取名额,也会吸引成百上千名家长前来拼杀。这种惨烈的形势,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  在那些年里,“坑班”属于绝对的“灰色政策地带”:政府知道,但不管;学校操作,也不声张。

  但是,在进入21世纪后,举国上下对于应试教育体制的反感,特别是对于一张试卷定终身的制度的不满,直接导致“学校招生自主权”成为那段时间的教育热点线年,高校获得了自主招生的权利,各重点中学也获得了招生方案的设计权。

  这项争论的本质是,为了培养能适应21世纪竞争型社会的顶尖人才,选拔在教育中的位置变得尤为重要。

  对于小升初而言,“坑班”、“特长生”、“住宿生”将尖子筛选出来,而“共建生”、“条子生”、“票子生”则保证了名校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,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于尖子生群体。

  “选拔优先”的目的,让“坑班”从一个尴尬的、灰色的法外潜规则,一跃成为2003年版小升初政策的重要且合理的一环:点招班。

  如果说,之前一切只是小打小闹,那么在坑班合法之后,真正的腥风血雨,才刚刚开始。

  2003年“选拔优先”的小升初政策一共诞生了十几种招生方式:特色实验班、住宿班、特长生、子弟生、共建生、点招生……

  说来心酸,这些繁多的名称,大多都是家长将手里的政治资本(条子)和经济资本(票子)直接转化下一代的教育资本。

  “特长生”听起来已经不太容易运作了吧?可是细细研究起来,某年录多少、录哪些方面“特长生”,都是学问。

  有调查显示,2014年北京市某些名校小升初的特长生人数,甚至能达到总录取人数的20%。

  之所以大家会把宝压在“卷子”上,是因为前两者,普通人连下注的机会都没有。

  必须要承认,靠“卷子”来选拔的坑班已经是所有“特权招生”中最透明、公平的一项,至少给几万人公开售卖参赛的门票:

  狂热而绝望的家长,甚至厌恶媒体报道坑班的丑闻。如果坑班停办,不认识人、没钱打点的家庭,将只能回去派位。

  然而,正如有家长愤怒地直言:“让我把孩子的命运归给冰冷的派位机器?门也没有!”

  家长狂热,学校也乐见其成。这二者间,宛如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、一个愿挨。

  牛校管理者不傻,条子生和票子生能换来短期的利好,可学校想要长远发展,还是要靠那些一张张高分卷子。

  为了尽可能地招揽到英才,牛校坑班开始扩大规模疯狂招生,原本一个年级十来个班,后来动辄二十几个班,还要加上十几个网校。

  海淀的仁华学校(人大附中的坑班)、龙校(清华附中的坑班)、101中学培训班,西城区老教协奥数班(主要针对实验中学,部分针对八中和三帆中学)及八中培训班,每到周末,能与

  、比一比红火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坑班开始“摊上事儿”了。贪心能使蛇吞象。为了选拔,各学校纷纷开始超常教学。孩子们跟不上,只好又在课外报一个为了坑班服务的培训班。

  到这时,父母和孩子已经陷入了一场恶性循环。坑班考得差,培训班就要加量,孩子的压力就更大,学习兴趣进一步下降。

  更别提一个家庭为此反复争吵而牺牲的和睦属性,以及一家人周末共度快乐时光的隐性成本。

  然而,谁又敢退出呢?唐人有诗云:“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家长们反用其意,固执地相信:

  可是,许多家庭保底投入十几万现金、几年的周末,却只换来一个孩子注定陪跑的考试资格。

  学校站在自己角度出发,一定是拿到越多学生的学习数据越好。万一有人六年级“开窍”,突然从16班跃升到1班1号呢?

  2010年坑班最火时分,有调查显示,一个家庭要上2-3个坑班,年学费8000元;配套的培训机构,单科8000,三科24000;因为数学重要,不少家长会让小孩多上1-2个数学班,又多出一两万。这还不包括交通费、在外就餐费、家长陪同接送等人力成本。

  结论是,正常来算,一个三年级孩子进入“占坑班”起,到六年级面临“小升初”,家长的实际花费起码超过10万元。

  而根据2010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73元,按一家三口人计算,一个孩子就读“占坑班”的费用,约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/3到1/2。

  身为父母,辛苦一年,收入分三份,一份还房贷,一份给教育,一份给医疗,拿什么消费?不消费,经济靠什么增长?

  每一个靠教育挣钱的人都该反思:到底该从一个学生身上挣多少钱?能不能不要无限制攫取中国家庭的金钱与时间?

  这样巨大的资源浪费,这样“宽进严出”、扰乱民心的骗局,若不惩治,家长们的苦何时才是个头?

  在家长们不择手段也要在坑班拿名次、上名校的需求下,“坑班”对应的培训市场彻底被点燃了。这再次应验了我们《博雅浮生绘》在《自主招生变迁史》一文中提到的规律:

  任何创新的、非标准化的选拔机制,都会被市场主体“消化”,而后变成一桩暴利的、彻底的金钱游戏。然后政策被逐利者推搡着,逐渐背离它的初衷。

  有招生官直言,小学这点奥赛题,就那么些类型,任何一个普通的四年级孩子只要愿意刷题,刷到六年级怎么也能稳拿高分。

  这算不算变相透题?这种事不能细究。事实是,直到今天,家长们还在寻找那些出过题的“贵人们”攒班。

  这一幕更是催泪:谁不是一边告诉孩子要遵守规则,一边在规则的边缘徘徊,只是为了他能获得更好的生活?

  第三招,靠“宽进严出”来忽悠。机构报名时跟家长说“很有希望”,到了六年级就改口称“非常遗憾”。

  没有人知道,即便像学而思这种能招到优秀生源的机构,其坑班的学员能进入人大附中的比例不会超过10%。

  而那些乱七八糟的小机构,为了招生,纷纷欺骗家长“我们和XX名校是绑定关系”。

  2016年,一家名为“北京龙门尚学”的培训机构公开招生,称凡参加其委托班的学生,均有机会提前获得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直接签约机会,连中考成绩都可以免除。

  消息一出,舆论哗然:这样在招考、选拔、录取等环节上“占坑”,挑战公共常识的嚣啸之词,置教育公平于何地?!

  但是更荒诞且值得深思的是:四中当时及时出面否认了,但依然有成群家长们赶着去培训机构交钱。

  尽管打压坑班的计划一直没能彻底实施,但自2014年起,小升初政策的确在发生一个系统性的变化:

  具体政策包括:打压坑班点招,降低推优特长,取消共建;增加集团化办学,加大就近派位;实行“两次派位”、教师轮岗。

  大家好奇的一定是下一步:难道真要全靠派位,进入“抛硬币时代”吗?选拔、推优机制,将从此断档吗?

  相信大家看过前面的分析都能看出,坑班的发展过程,本质上就是小升初“选拔”功能隐蔽化的过程:

  从毕业统考,到坑班“提前考”,到坑班只考不讲、培训机构讲,再到坑班的形式都彻底消失……

  但是,“坑班”死了,只是这个马甲被抛弃了。学校永远不可能放弃对于优质生源的选拔。

  这是在正常的全民“抛硬币”派位前,多设置一次派位。这里面想象空间很大,既是合法的派位程序,又是为了推优而存在。未来也不容小觑。

  清华附中、人大附中、十一学校等名校纷纷开始“收编”一些周边甚至位于天通苑的学校。当一个名校集团内有了足够多的子学校后,其内部的择优机制也相当有想象空间。无论是筛选出最优班,还是优质教师派到各子学校的种子班授课,都有可能。

  知名初中从来不怎么参加派位,这是家长们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。目前有传闻称,海淀六所最强初中考虑集体民办化,脱离派位政策的管制区,获得更多选拔的操作空间。北大附中大量减少初中部生源,而让北达资源承担更多初中部的招生任务,便是一种鲜明的写照。

  其实,在坑班以前,特长生、共建生等“03系”制度确已销声匿迹。在这种情况下,指望点招班还能苟延残喘几年,已是无稽之谈。

  然而,就算“03系”制度淡出历史舞台。“14系”小升初制度中仍然会有选拔的一席之地。

  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基本事实:无论国家多么强调公平,选拔优质生源都是教育中必备的环节。

  都知道北京四中是牛校。逢上文革时期,大家严格按照就近入学来分派生源,结果刚恢复高考那阵子,四中的高考成绩还不如旁边普通校。名师和学霸相比,到底哪个更重要?答案可见一斑。

  读到这里,相信你一定有这样一个疑问:在什么情况下,小升初可以彻底去选拔化?

  但我们《博雅浮生绘》认为,初中教育的均衡化有一个旗鼓相当的“对手”:重点中学政策。

  知名初中可以在学区内进行名师轮岗等制度,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底线:要把自己能接触的优质生源提供给对口高中。

  是的,各个初中之所以卡优质生源,本质不是为自己服务,而是给自己所属的高中部服务的。

  初高中都在同一所学校上课的学生,环境熟悉、朋友多。有些初三就签约,第二学期就学高一知识。这样的人才是每所高中的“自留人才”。

  如果想在小升初阶段去选拔化,根据K12教育的传导机制,就必须要对高中阶段的重点中学也去选拔化,或者让重点高中与对口初中彻底解绑。

  可是,就目前来看,这两者都是不太可能的答案。高中并非义务教育阶段,选拔无可厚非。

  而重点高中和对口初中的解绑说了很多年,也只能换来初中部门民办化这种“藕断丝连”的结局。

  更别提,如果真的解绑,北京市中考会不会沦为人大附和四中收割全部尖子生的局面?那又会导致怎样混乱的状况?没人敢为此买单。

  归纳地来说,重点中学是70年代开始实行的政策,这导致各个中学之间已经存在巨大的教育质量、教育资源投入量的差距。

  然而,1986年《义务教育法》制定过程中,顶层已经明确提出了“就近入学”的目标。

  目前来看,似乎是后者占了上风,“坑班”这些不合理的选拔机制,看起来终于可以被斩草除根了,各个重点初中也只能辗转腾挪,寻找选拔空间。

  然而,小升初的去选拔化依旧是一个遥远的美梦。单看海淀区几所牛校背后站着的无数“神仙”,就知道这势必是中国教育改革上一场攻坚克难之战。

  在这个层面上,谁又能说,过去禁坑班的屡败屡战,不是某种深刻的政治智慧结晶呢?

( 发布日期:2019-06-03 18:05 )